今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率团访华。在北京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特朗普致辞时提到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仰慕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中国人士，曾赠给美国一块石碑，以纪念他的功绩。这块石碑至今嵌在华盛顿纪念碑内，上面刻着一位中国官员的话，他称华盛顿为“人中豪杰”。
华盛顿纪念碑内的中文石碑
特朗普所说的这块石碑，是1853年浙江宁波一批基督徒捐赠的，其铭文是晚清名臣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介绍华盛顿的两段按语。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就曾提起过此碑，称它是中美两国交流的珍贵见证。
然而，此碑究竟由谁发起镌刻？如何漂洋过海运抵美国？由于史书没有相关记载，一直以来，关于它的来龙去脉存在很多谜团。近年来，研究者们在中美两国的吉光片羽中，找到了新的线索。
“开眼看世界”
特朗普提到华盛顿纪念碑上的中文石碑后，“与徐继畬沾亲带故的姓氏，如舅家续氏；他任职过的地方，如广西浔州，都纷纷发文谈论此事。”今年79岁的任复兴欣慰地说，“这是好事。”
任复兴是徐继畬纪念馆（仰松堂）馆长，参与纪念馆的创立、守护和研究工作近40年。他说，徐继畬的名字1993年才被写入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在此之前，国内知道这位晚清名臣的人并不多。
徐继畬
徐继畬1795年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徐润第，清乾隆末年中过进士，在北京、湖北等地当过官，晚年返乡，教书育人。受父亲影响，徐继畬从小熟读诗书，19岁中举，31岁中进士，顺利进入翰林院工作。
翰林院是修国史、给皇帝起草诏书的地方。徐继畬在此工作期间，直言敢谏，弹劾贪官，写了不少有分量的奏疏，深受道光帝器重。1836年，道光帝召徐进宫，询问帝国事务和百姓疾苦。据史载，徐的回答使道光帝感动得“至为流涕”。
面圣第二天，徐继畬就被提拔为广西浔州知府，官职从五品升到四品。此后，他接连升迁，隔几个月甚至几天就被提拔一次。如果不是鸦片战争突然打响，他很有可能会在承平之年一路高升。
然而，猝然而至的战争，让徐继畬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转变。
鸦片战争爆发时，在福建漳州主政的徐继畬，眼睁睁看着一水之隔的厦门，被英军的坚船利炮轰炸而无招架之力。他深感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数千年未遇之强敌，正在威胁着中国。
1842年，中英签署《南京条约》，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不久，48岁的徐继畬临危受命，被任命为福建布政使，督办福州、厦门口岸通商事务。
这位来自内地的学者官员，开始频繁接触西方的领事、医生、传教士。他逐渐意识到，“天朝上国”已经不合时宜，中国的士大夫急需重新认识域外的世界。他四处搜集资料，抓住一切机会向外国人询问各国政治、经济、地理等知识。
《瀛环志略》
历时5年，几经修改，徐继畬于1848年完成了10卷本的《瀛环志略》。这本书大胆突破了华夷之辨的窠臼，不仅向中国人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对西方民主制度也进行了介绍，成为近代史上最早“开眼看世界”的著作之一。
然而，这本书超越了时代。
有人指责徐继畬，“称颂夷人，献媚夷酋”；有人骂他是“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就连思想开放、曾称赞徐继畬为“天下奇才”的曾国藩也脸色大变，批评“徐松龛（继畬）中丞著书，颇张大英夷”。
《瀛环志略》让徐继畬成了众矢之的。1850年的“神光寺事件”，更是把他推入绝境。
这一年夏，有两名英国人租住在福州城内神光寺。刚刚退职回乡的林则徐对此极为不满，他认为，按照规定，外国人只能住在城外。他要求福建官方尽快将外国人驱逐出城。而徐继畬作为福建巡抚，为避免事态扩大，主张从缓设法，与林则徐的想法背道而驰。林则徐联合京城官员和地方乡绅，纷纷弹劾徐继畬。
最终，徐继畬被罢官免职，返回山西老家，沉寂了十多年。《瀛环志略》也随之不复流传。
《瀛环志略》虽在国内遭到冷遇，却在日本受到追捧。日本学者将其誉为“通知世界之南针”，从1859年就开始翻刻，不断重印。任复兴认为，“这本书帮助日本人打开了眼界，对后来的明治维新有启导之功。”
而中国人真正看到《瀛环志略》的价值，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清廷“天朝上国”的迷梦，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彻底击碎。以恭亲王奕为代表的“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掀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化运动。清廷急需懂得国际事务的人才，1865年，年届七旬的徐继畬被重新起用，在总理衙门协助处理外交事务。
《瀛环志略》也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由“禁书”变成了清政府的官方参考书。总理衙门奏准重印，京师同文馆把它当作教科书，当时的读书人“家置一编”。康有为、梁启超都记述自己是从《瀛环志略》受到最初的西学启蒙。连慈禧太后辛丑回京后，也手持此书，“展诵不辍，意谓可窥外人情事”。
然而，这样的“高光时刻”没持续多久，徐继畬和他的《瀛环志略》再次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很长一段时间，提起“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人们都知道林则徐、魏源乃至龚自珍，而普遍不知道徐继畬；听过《海国图志》，没听过还有一本《瀛环志略》。
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郝树侯认为，这跟林则徐与徐继畬的矛盾不无关系。据他回忆，20世纪60年代，中国史教研组提到徐继畬与林则徐时，意见相左，定不了调，于是请教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侯外庐。侯说，两个人差不多。
“那时候，我们连这个结论都不敢下。”郝树侯曾坦言，这种气氛已有多年历史。从国家到民众都主要纪念虎门销烟，说是爱国的，这才衬得徐继畬没人敢提了。
直到1978年，中国大学恢复招收研究生，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陈旭麓教授曾在考卷上出了一个关于《瀛环志略》的题目。据说，大部分考生不知其为何物。陈旭麓后来指导他的研究生，率先在国内开展对徐继畬的学术研究。
1987年，时任忻州日报社副总编的任复兴，作为徐继畬的山西同乡，“决心做一点事”。在徐向前、薄一波等革命老前辈的支持下，他发起成立徐继畬研究会，并担任秘书长。从此，他的人生与徐继畬研究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华盛顿神话”
徐继畬写《瀛环志略》前，美国就已经与中国有60多年的商旅往来。
1784年2月22日，“中国皇后”号木帆商船满载一船美国皮货、人参、胡椒等土特产，从纽约港出发，历经6个月远航，抵达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广州。
对当时的清朝官民来说，这是一件稀罕事。他们分不清美国人与英国人的区别。美国船员告诉他们，美国是一个新成立的国家，并用地图指示美国所在方位。中国人看到商船上挂着花哨的星条旗，于是称美国为“花旗国”。
“花旗国”的这只商船，在广州停留了4个月，运来的美国土特产全部脱手。美国商人又采办了一大批中国货，包括茶叶、丝绸、布料和重达64吨的瓷器等，于1785年5月漂洋过海运回纽约。
来自中国的货物，被美国人争相抢购。乔治·华盛顿就一口气买了300多件中国瓷器和精美的象牙扇。他对其中一件青花瓷盘情有独钟，在上面加印了辛辛那提协会的标志。他当时是该协会会长。如今，这件瓷盘被收藏在美国白宫。
“中国皇后”号首航成功后，美国的大小商船开始源源不断地前往中国。据统计，短短30年间，美国有近300艘商船赴广州618次。到1803年，美国对华贸易额已超越欧洲大陆各国的总和。
中国的瓷器、家具和古董珍玩，纷纷被摆在美国人的家里。有学者估计，在19世纪初，美国波士顿等地，一个家庭里大约有1/10到1/5的日用品来自中国。这种文化热情甚至在地名上留下了烙印，美国至今仍有28个以广州英文名“Canton”命名的城镇。
而与美国的“中国热”截然不同的是，以天朝自居的大清国始终对美国一知半解。
华盛顿纪念碑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处图
晚清著名学者阮元在主持编纂《广州通志》时，把美国说成是在非洲境内。即便是后来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在1839年刚到广东时，也曾好奇地询问英国船医：“都鲁机（土耳其）是不是属于米利坚（美国）的土地？”
最先向中国人介绍美国的，是在华传教士。1837年，普鲁士传教士郭实猎主持编纂的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美国的建国史，并把这个国家的建立，归功于“怀尧舜之德”的华盛顿。
徐继畬是最早公开推崇美国政治制度的清朝高官。他在《瀛环志略》中，介绍了美国的地理状况、开国历史等，称美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
徐继畬将美国政治制度的创立，归功于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并对他不吝赞美之词：“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
这段话大意是说：华盛顿真是奇才。论打仗，他比陈胜吴广勇猛；论割据一方，他比曹操刘备还强。他提剑打下万里江山，居然不称帝、不传位给子孙，而是开创了“推举之法”。这跟中国上古尧舜禹时代，天下为公的理想一样了。
事实上，美国政治制度远有希腊、罗马的渊源，近有英国的传统、法国的启蒙思想以及费城会议的共识，不是一朝一夕诞生的，也不是华盛顿一个人的功劳。
但有趣的是，徐继畬对华盛顿的“想象”，与美国的“华盛顿神话”有异曲同工之处。
作为美国开国元勋之一，华盛顿领导美国赢得独立后，主动向国会交还军权，解甲归田。1787年，他主持制宪会议，通过了沿用至今的《美国宪法》。1789年，他全票当选为首任总统。两届任期内，他确立了内阁制、联邦司法体系，帮助奠定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被尊为“美国国父”。
华盛顿还在世时，就被美国“图腾化”了。美国首都以他的姓氏重新命名。他的崇拜者们，称其为“上帝般的华盛顿”。当时，几乎每个美国人都认为，在家中有一幅华盛顿的画像是神圣的事。人们甚至为他量身定制了砍樱桃树的故事，以“证明”他从小就是有至高品格的人。
如今，全美国以他姓氏命名的有1个州、7座山、8条河、10个湖、33个郡、9所学院、121座市镇。他的生日，是和美国独立日一样的国家节日；他的形象，被印在硬币、纸币和邮票上；他的画像，被挂在美国无数的走廊、办公室和大厅之中。
徐继畬在中国谱出了“华盛顿神话”的第一段音符。这段音符，后来随着《瀛环志略》的广为传阅，不断传衍绵延。
有学者研究发现，晚清各式各样述说美国历史的著述里，都毫不客气地复制或稍微改写徐继畬的论调。“徐继畬给人们提供了认识与想象华盛顿的思想基础，稍后的中国文人更屡屡依其旨意，以生花妙笔添加了细节描写。”
清末民初，华盛顿已成为鼓励人们革命救国的样板。
知识分子们大声疾呼：“我堂堂中国有四万万人之众，何以竟无一华盛顿其人者耶？”期望人们以华盛顿为榜样，奋起抗争。邹容在《革命军》中更是扬言：要“使中国大陆成净土地，黄帝子孙皆华盛顿。”
徐继畬让“华盛顿神话”融入近代中国追求理想政治体制的篇章，而他的名字，也在美国留下了痕迹。
徐继畬与美国
徐继畬在广东和福建当高官时，美国读者从《中国丛报》上第一次知道了他。
《中国丛报》是1832年至1851年在广州和澳门出版的英文月刊，创办者是美国最早到中国的传教士裨治文。该月刊1843年的一条消息称：徐继畬作为广东按察使抵达广州。这是英文出版的文献中第一次提到徐继畬。
当时，裨治文已经注意到，徐继畬是一个对中西方观念有重大转变的务实官员。裨治文希望，徐继畬在觐见道光帝的时候，能够“帮助皇帝开阔眼界”，正视世界和中国沿海面临的新形势。
1844年，美国传教士雅裨理在厦门，与徐继畬见过几次面。两人一起讨论世界地理和历史，雅裨理称徐是“最能追根究底的中国高级官员”，并为徐引进了西方的世界地图。雅裨理把这些轶事发表在《中国丛报》上，激起了美国读者对徐继畬的兴趣。
《瀛环志略》出版不久，就在美国读者中引起反响。
弼莱门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1847年到中国福州布道。次年，他在当地看到了最新出版的《瀛环志略》，颇感新奇，洋洋洒洒写了8页书评，寄给美国波士顿的《传教先驱》月刊。
《传教先驱》是美国公理会的传教刊物，主要刊登该会在世界各地传教相关的文章。1850年7月，该月刊以《一部新的中文地理书》为题，破例发了弼莱门的长篇书评。这是第一篇向西方世界介绍《瀛环志略》的文章。
弼莱门开篇惊叹：“中国人在学习地理学！而且不仅是地理，还包括其他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在中国至少发现了一个人，一位巡抚，赋有足够的睿智和独立精神，通过刊刻这样一部书来冲破与世隔绝的无知和愚昧。”
接着，弼莱门向读者简述了《瀛环志略》的内容，重点介绍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的段落，并将徐继畬对华盛顿的赞扬之词完整翻译。弼莱门认为，这本书将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别有趣味的一章。
继弼莱门之后，裨治文的同事、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中国丛报》上，发了一篇更长的书评，足足有25页。他把徐继畬赞美华盛顿的那段话，也全部照译，并高度评价徐继畬，为近代中国文化史奠下了一块极有分量的基石。
有趣的是，徐继畬和他的《瀛环志略》，的确成为华盛顿纪念碑的一块“基石”。
美国赢得独立后，大陆会议就提议“在国会大厦所在地竖一座华盛顿骑马的雕像”，以纪念他的丰功伟绩。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提议迟迟未能落地。直到1833年，民间自发成立了“华盛顿国家纪念碑协会”，开始募集捐款、征集设计方案。
建筑师罗伯特·米尔斯的方案被选中。按照米尔斯最初的设计，华盛顿纪念碑底层是一座古希腊风格的环形柱廊，上方矗立一座600英尺高的方尖碑。柱廊顶部雕刻华盛顿乘坐战车的雕像，柱廊内放30位美国独立战争英雄的雕像。建设成本预计100万美元。
募捐并不理想，十几年时间才筹集到8.7万美元。1848年，协会决定先建方尖碑，柱廊留待以后再议。开工不久，捐款就被花光了，协会只好邀请各州、各地区捐一定数量的纪念石，以解燃眉之急。后来，协会又把征集范围扩大到全世界。土耳其、希腊、日本、瑞士等国家，先后送来了纪念石。
中国也捐了两块纪念石。一块由居住在福建省福州市的美国人所赠，上面刻着英文。另一块是浙江省宁波市的基督徒捐赠，上面用中文刻着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赞美华盛顿的那段话。
这是华盛顿纪念碑征集的193块纪念石中，唯一的一块中文石碑，大概在19世纪80年代被嵌在220英尺（约67米）高的西墙上。纪念碑在建到约46米高时，因为资金耗尽，被迫停工，美国内战期间一度沦为“养牛场”。直到1876年，美国政府才接手了这项“烂尾工程”，用了8年时间，最终建成高达555英尺（约169米）的方尖碑。
作为碑文的作者，徐继畬对这块石碑可能并不知情。
这块石碑刻于1853年，彼时，他已经离开了纷乱的海疆和朝政，回到山西老家。赶上太平军包围山西，他作为当地有名望的乡绅，又奉命领导太原的地方民团，保卫五台。所以，他没时间也没机会顾及这件事情。
而他在美国的声望，由于对美国的描绘，尤其是对华盛顿的礼赞不断上升。
1867年，在总理衙门任职的徐继畬，收到了美国政府赠送的一幅华盛顿肖像画。这幅画是美国第17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特意委托一位著名画家画的，由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转送。
蒲安臣在北京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赠像仪式，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纽约时报》以《美国在中国之影响》为题，突出报道了这件事。《纽约时报》赞扬徐继畬正直勇敢，不怕重蹈伽利略的覆辙。
事实证明，尽管徐继畬从未踏足美国，但这位“东方伽利略”在美国也算小有名气了。
1997年，美国哈佛费正清东亚中心主任傅高义（左）和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周文重在华盛顿纪念碑顶。受访者供图
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指导研究生对中国近代史，包括中美关系进行研究。他向学生们指出，一些值得注意和能引起兴趣的问题，与徐继畬的轶事密切关联。
在费正清的指导下，他的高足龙夫威把徐继畬的生平作为自己在哈佛大学读博的研究课题，潜心研究十余年，于1975年出版了第一本关于徐继畬的英文专著——《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这本书，让徐继畬进入西方主流学术界的视野。
一场特殊的纪念仪式
1988年，任复兴到北京查资料时，在图书馆发现了龙夫威的英文专著，心情非常激动。“当时，国内连一本写徐继畬的书都没有。”他把书全部复印，读完后，突发一个“大胆”的想法——把它翻译成中文出版。
任复兴是老三届，英语只有高中水平。他在煤矿当过矿工，办过报纸，从来没搞过历史研究，但他决心很大。“一个外国学者都花这么大精力研究中国历史，我们这些‘山中之人’更应该努力。”
当时，中美关系紧张。任复兴联系不到哈佛大学出版社和龙夫威，请求授权，以致翻译时，把龙夫威的中文名，误译为图书馆目录卡片上的“德雷克”。翻译过程中，任复兴得到不少师友帮助。出版费也是他的老东家山西轩岗矿务局等单位共同赞助的。
《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中文版出版后，任复兴给费正清教授写了一封信，并寄了三册译本。据龙夫威后来回忆，“费教授当时很高兴，我也一样，尽管拿到此书是意想不到地突然。”
1997年，美国学者龙夫威（左二）和任复兴（左一）拜谒华盛顿纪念碑内中文石碑。 新华社 刘宇摄
龙夫威和任复兴的生活，因为徐继畬，从此有了奇妙的交集。
1991年，徐继畬研究会与北京的《历史研究》杂志社等机构，在山西忻州发起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任复兴邀请龙夫威参会，并陪他在山西参观了徐继畬的故居、纪念馆、家庙和坟墓。
龙夫威回到剑桥后，费正清请他去家里作汇报。当时，费正清正犯心脏病，他的妻子费慰梅告诫龙夫威，只能聊15分钟。“但先生对所听到的信息十分入迷，不肯让我离开，就这样45分钟很快过去了，而费慰梅对我俩则是十分无奈。”
遗憾的是，费正清在此后不久就病逝了。龙夫威给任复兴写信说，临终前，他还惦念着回应任复兴的请求——给重修的徐继畬墓碑上题词。这笔“稿债”，最终由龙夫威于1995年“代还”。
1997年，是徐继畬《瀛环志略》手稿完成150周年。龙夫威邀请任复兴代表徐继畬研究会，到美国麻省大学、哈佛大学访学，并在美国共同发起一场纪念徐继畬的活动。
这个邀请，让没出过国门的任复兴又喜又愁。“经费不够。”任复兴的几位学友慷慨解囊，汇了几万元钱，加上忻州地委的拨款，这才凑齐了经费。
钱不愁了，办签证却出了岔子。
“当时，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签证官问我会不会英语，我谦虚说不会，结果人家让开一张不会英语也能办公交流的证明，一下子把我给难住了。”任复兴最后通过“找关系”，费了不少劲才把签证拿到手。
临行前，任复兴给美国的朋友准备了礼物，制作了一批徐继畬诞辰200周年纪念币。他还把华盛顿纪念碑内中文石碑铭文，重新翻译成英文，激光打印在B5纸片上。“不到4角钱一张，总共打印了50份。”
1997年5月15日，在华盛顿纪念碑前的南草坪上，一场纪念开创中美友好先驱徐继畬的仪式拉开帷幕。
1997年，在华盛顿纪念碑前举行的纪念中美友好先驱徐继畬仪式。受访者供图
“我们提前在纪念碑附近，贴了一些小广告，邀请感兴趣的人前来参加。当天，我们租了一个帐篷，租金是300美元，由美国麻省大学和徐继畬研究会各付一半。”任复兴向记者回忆。
参加仪式的人不多，不到20人。龙夫威邀请了美国国务院中国及蒙古事务处处长梁昊、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中国驻美使馆公使周文重等。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美国自由亚洲之声电台等媒体记者也到会采访。任复兴给与会人员都发了那张B5纸片。
几位嘉宾做了主题演讲，“每人讲几分钟。”梁昊在纪念仪式上说：“徐继畬的经历告诉我们，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如果有长远的观点，增进互相的理解，再大的问题也会得到妥善的解决。”
仪式结束后，大家集体到华盛顿纪念碑内参观，先乘电梯到纪念碑顶部，然后沿阶梯一路下行，参观纪念碑内壁镶嵌的美国各州及世界各国赠送的纪念石。当时，这些纪念石已经很久不对外展示了，“这次是美方特批的。”
任复兴一行，跟随华盛顿纪念碑的工作人员，下到纪念碑220英尺处，刻着徐继畬《瀛环志略》的石碑就嵌在西壁中部。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这块中文石碑。
“尽管我对铭文了如指掌，但没想到它那么大。”任复兴急忙请我驻美使馆的朋友帮忙，以画册为比照，计算出它高约1.3米、宽约1米，“是塔内嵌的193方铸文石刻中最大的，碑文共12行，四边浮雕图案，上为二龙戏珠，下为山水人物，左右分别为梅、兰、竹、菊四君子。”
任复兴当时背了一个大包，里面装着水、宣纸和拓片的一套工具，计划拓一份碑文带回国内。他向华盛顿纪念碑的工作人员请示后，结果被拒绝。“工作人员说，石碑是文物，需要保护，不能拓。”
为弥补这一遗憾，任复兴用相机拍了不少照片。这些照片后来成为这块中文石碑为数不多的研究资料。任复兴和龙夫威在这块石碑前，停留了半个多小时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任复兴和龙夫威都不曾想到，这场别开生面的纪念仪式，竟然和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1998年6月，克林顿访华期间，在北京大学发表了公开演讲，重提了华盛顿纪念碑内中文石碑的故事。
他说道：“从我居住的华盛顿特区白宫的窗口向外眺望，我们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纪念碑俯视全城。那是一座高耸的方形尖塔。就在这个庞大的纪念碑旁，有一块小石碑，上面刻着：‘米利坚合众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这些话不是美国人写的，而出自福建巡抚徐继畬之手，并于1853年由中国政府刻成碑文，作为礼物送给美国。”
任复兴从电视上看到克林顿的演讲，喜出望外。龙夫威也专门从美国给他发传真：“克林顿在北大演讲中提名赞美徐继畬，真使我激动得发抖。这就强烈证明，去年你在美国停留，以及我们在华盛顿策划纪念仪式的重要性。”
任复兴认为，给克林顿写演讲稿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可能看到他在徐继畬纪念仪式上发放的B5纸片。尽管那块中文石碑是嵌在华盛顿纪念碑内，“克林顿总统和美国国务院官员，可能都没时间去现场考察。”
1999年元旦，任复兴特意制作了几张“来自中国的礼物”的礼品卡，寄赠克林顿，并去信：“十分荣幸地向你赠送两帧‘来自中国的礼物’礼品卡，并衷心希望得到你的签名信。”
克林顿果然寄回了签名信。“信用精致的厚卡纸制成，上面有烫金的美国国徽图案，落款是他的亲笔签名。”任复兴至今仍珍藏着这封回信。
中美交流的见证
克林顿的演讲，让更多人知道了华盛顿纪念碑内中文石碑的故事。不少人好奇：这块石碑是由谁发起镌刻，又如何漂洋过海运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去的？
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任复兴就邀请《宁波日报》原总编辑何守先调查研究此事。可惜，当时材料所限，何守先“查遍了地方史籍也无此事的记录”。
这块中文石碑落款是：大清国浙江宁波府镌，耶稣教信辈立石，咸丰三年（1853年）六月初七日，合众国传教士识。何守先据此推断，事情是由在中国宁波的美国传教士们策划促成的。
依江傍海的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枢纽。在唐宋时期，它就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港口城市之一。五口通商后，一批批传教士先后在这里立教堂，通过办报纸、设学校、开医院等方式传播福音。
据不完全统计，仅美国长老会在1844年至1850年间，就累计向宁波地区派遣了16名传教士。如果再加上美国浸礼会等其他差会，人数则会更多。
这些传教士中，究竟谁发起镌刻这块石碑的？
有学者根据刻碑时间是1853年判断，可能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他从中文老师张斯桂处得知，徐继畬对华盛顿有赞美之词，于是在美国向全球征集纪念石时，主持刻制了这块中文石碑。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荣休教授沈弘认为，此说站不住脚。
沈弘是国内最早研究丁韪良的权威学者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他就翻译了不少丁韪良的文章及著作，包括丁韪良在宁波生活最详细的自传——《花甲忆记》，《汉学菁华》《中国觉醒》等。
在杭州的家中，沈弘从书架上给记者找出这些译本，有厚厚几大本。他说，“在这些书中，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过任何与这块中文石碑相关的确凿记载。所以，我有底气认为，这件事和丁韪良没有关系。”
丁韪良是被公认的“中国通”，在19世纪名气很大。他于1850年至1860年间在宁波传教，从时间上来说，的确有可能。不过，在1853年的时候，他还只是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传教士，“似乎还没有资历从事这样的重大外交活动。”沈弘说。
据沈弘研究，与这块中文石碑有关的美国传教士应该是玛高温。
美国传教医生玛高温
玛高温是美国浸礼会来华第一人，也是来宁波的第一位西方传教士医生。1843年秋，玛高温从香港出发，于当年冬天抵达宁波。他在宁波创立了浸礼医局，即华美医院（宁波市第二医院）前身。
“玛高温来华时间比丁韪良早很多，资格自然也比他老，在宁波的号召力也更大。”沈弘在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处华盛顿纪念碑官方网站找到了确凿证据——玛高温在1865年2月22日写给友人的一封信。
信中写道：“我已经荣幸地将一块捐赠的花岗岩石碑送到了你们那个崇高而虔敬的纪念碑处，那块石碑是在我的提议下，由中国宁波美国传教使团的基督徒们所准备的。与石碑一起送来的还有英译的碑文。”
沈弘介绍说，这封信中提到的石碑“英译碑文”，是美国传教医生伯驾翻译的。伯驾曾在中国行医传教20多年，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头等参赞。1862年，他将译文连同相关故事一并发表，在美国社会引发关注。
这块石碑是什么时候运抵美国的？
一直以来，由于没有确切证据，华盛顿纪念碑官方网站将抵达美国的时间，宽泛地定在1853年7月12日至1864年3月7日之间。因为美国国家纪念碑学会期刊在1864年3月7日的一条消息中，首次提到了由中国人捐赠的这块中文石碑。
2012年，宁波一位文史爱好者在美国国务院《外交通信》档案中，找到了新线索。档案中有一封美国驻华代理公使卫三畏在1865年11月23日给美国国务卿西沃德的信，信中详细介绍了徐继畬，并说“徐对华盛顿的赞扬文字已经被刻在一块石碑上，而且十年前已从宁波送到华盛顿纪念碑”。这位文史爱好者判断，该石碑应在1854年到1855年间运到美国。
最近，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何根忠教授给记者提供了更确切的线索——上海第一份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在1854年10月28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
“美国‘巴拿马号’轮船最近驶往纽约，船上载有由玛高温医生经手、宁波地区美国传教会本土成员为华盛顿纪念碑捐赠的物品。该物品是一块巨大的花岗岩石碑，上面用汉字刻着对华盛顿的赞美之词，出自徐继畬巡抚编写的《瀛环志略》一书。石碑的边缘雕刻有各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图案。这样一来，中国将与全球其他地区一样，在这份向举世闻名的英雄致敬的非凡礼物中占有自己的位置。”
通过这条消息，我们可以得知，这块中文石碑是1854年由玛高温医生经手，搭载美国“巴拿马号”轮船，先被运到纽约，后转运到华盛顿的。
除了上述这些问题，中文石碑与“宁波府”的关系，一直也是人们争议的话题。
有学者指出，这块石碑上有“大清国浙江宁波府镌”的字样，说明是当时的宁波地方官府捐赠的。
沈弘则认为，宁波府应是指刻碑的地名，而不是宁波知府衙门。而且华盛顿纪念碑的官方网站上明确写着，该石碑的捐赠者是“中国大陆浙江省口岸城市宁波的一群中国基督徒”。
尽管石碑是否由官方所赠仍存争议，但它不失为中美文化交流的珍贵见证。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前总统克林顿在回顾早期中美关系时都提到了它，无疑证明了这一点。
从目前的线索来看，玛高温是这块中文石碑背后的关键人物。采访最后，沈弘告诉记者，在美国浸礼会档案馆的网站上，有大量关于玛高温的档案资料，其中大部分是他的私人信件。
“这些信件中，可能有很多历史细节，比如他是如何发起和组织镌刻这块石碑的。”不过，这些手写信件难以辨识，需要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沈弘希望有专业的团队能借助AI技术快速解读，“一定会有更多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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